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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天津市中医医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医院各方面工作遭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医院的科室设置被打乱,代之以军事化的班连建制,许多领导干部和老中医遭到无情打击和迫害,许多老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劳动或被搁置,专长难以发挥,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成都道门诊部、建设路门诊部均被关闭,针灸科解体为只剩两人的配治室,中医教学与西学中班停办,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基本停顿。

              1968年1月28日,我院成立了以韩勇为首的革委会,这是我市卫生系统成立较早的一个。1968年为落实6.26指示,我院派遣王秉权、杨秀庚、张广均、周继增、耿淑丛等二十余名医务人员赴内蒙古落户,支援边远农村的医疗卫生建设。同年班连制逐渐解体,恢复原临床科室。

              1969年,天津市改变了与河北省的隶属关系,恢复为中央直辖市,因为天津中医学院原属河北省教育厅,在省市分离的时候,天津中医学院随之迁往河北省石家庄市,与河北医学院合并为河北新医科大学。我院留在天津划归天津市卫生局领导,再次更名为天津市中医医院。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时任我院党委书记的韩勇顶住压力,组织专人对原西学中班所存一万多册图书资料,及时进行转移、寄存、清理,直至形势稳定,才安全归属我院图书馆。

              在医院的办院方向上,也有一番激烈的斗争,有的部门以中医院理应支持中西医结合为名,来我院指明道姓要人,采取调不动就换,换不动就借,借走就不放的手段,挖走我院中医骨干,有人主张将我院变为中西医结合性质的医院。迫于内外舆论的冲击与压力,围绕我院是坚守中医大本营,还是办成中西医结合性质医院,1973、1974年我院两次开展了全院职工“关于如何办好中医医院’的大讨论,后经市卫生局常委扩大会专题讨论,我院据理力争才保住实力,最终确立中医院要坚持中医特色的办院方向,这场争议才告一段落。

              1970年,原天津市干部疗养院并入我院,我院院名恢复为“天津市中医医院”,我院由党总支跃升为党委,韩勇担任医院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张俊伟调任副书记。医院分设门诊部与住院部两处院址,在多伦道93号老中医院原址设立门诊部,将多伦道205号(最早为解放军271医院院址,我院用原干部疗养院院址与之对换)改建成住院部,设床位250张。此时,国家正处在“文革”中期,医院的科室设置被打乱,正常的工作秩序仍然没有恢复,医教研各项工作停滞不前。

              1970年8月,韩景献、张庚阳、何福山、郭庆常、陈志远、曹克光、赵汝菊、刘宝生、刘殿奎、杨素荣等十名天津医学院医学系毕业生来到我院,我院首次有了西医应届本科毕业生,他们的到来为中医医院的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大学生不仅西医理论扎实,而且在各个岗位上认真工作,发挥西医优势,并努力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将中西医结合工作付诸行动,影响和带动了周围一大批人。目前他们不仅成为各学科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代表人物,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用他们的切身体验向世人证实中医、西医完全能够有机结合。

              (一)医院工作在徘徊中发展

              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混乱之后,从70年代初期开始,正常的工作秩序逐渐恢复,医教研各项工作在徘徊中发展。

              1972年以后,内科、骨科、外科、眼科、针灸科、儿科、推拿科、妇科等科室相继恢复或重建,柴彭年、叶希贤、蔡玉友、石学敏、戴锡孟、李少川和陈芝圃、胡秀璋、顾小痴分别担任科室主任,医教研各项工作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1972年,医院成立手术室,配备了一些常规手术器械,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始承担诸如痔漏手术、阑尾切除术、金针拨障术及部分骨科手术等一般手术项目。1973年,内科老中医陶建修及戴锡孟等组建血液病专科,开始进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中医药治疗研究,并于80年代在国内率先提出“以补肾活血法治疗慢性再障”的学术主张。同时,王文翰老中医根据肿瘤病的发病特点,采用中医扶正祛邪法治疗肿瘤病也取得了显著疗效,享誉京津。

              1972年,医院在原药房制剂室的基础上兴建了院内药厂,自行生产出丸、散、膏、丹70多个品种的中成药院内制剂,有力地配合了临床医疗工作,并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年产值即达到4万余元。

              我院职工在逆境中拼搏进取,日门诊量猛增到1800人次,病床增为280张,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68年,石学敏医生被国家卫生部派往阿尔及利亚参加援非医疗队。在三年的援外医疗期间,数以千计的患者经他的治疗收到很好的疗效,其精湛的医术在当地引起轰动,尤其是他治愈阿尔及利亚农业部副部长的事迹被当地新闻媒体大量报道,赢得了卫生部和外交部的联合表彰,被誉为“针灸大使”。援阿期间,他还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医学专家学者,汲取了大量现代医学科学思想,并曾出任当地一家医院的院长,为他实施科学化管理积累了许多先进的医院管理经验。

              1972年,医院在选拔年轻人才时,任命石学敏为新医科(后改为针灸科)副主任,是医院当时最年轻的科主任。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在建科初期,石学敏主任就提出“培养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建设一个针灸临床基地,用当代高新科技推动中医针灸事业发展”的思路。在医院房舍破旧、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的不利条件下,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成功组建了针灸科,共有医护人员37人,设有6个诊室,42张诊床,并在全国率先成立针灸病房设床位72张,当时在病房工作的有宋冠生、方广才、王崇秀、闫莉、闫盈盈、杨兆刚,还有从天津医学院毕业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和从二中心医院进修归来的韩景献。同时,石学敏主任顶着“走白专道路”的政治压力,实行住院医师12小时工作制,带领全科医务人员学习现代医学最新诊断治疗知识,请医学院知名教授讲授现代医学诊断治疗知识,深入学习中医理论及前辈们的宝贵临床经验,充实中西医学基础理论,并不断派遣技术骨干外出进修学习、多方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充实学科的技术力量,发现和造就了一批技术精湛的针灸专业人才,为日后针灸学科乃至整个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提高临床科研水平,针灸科于1973年在国内中医医院中第一个设立电生理室,配有脑电图仪、脑血流图仪、多导电生理仪等当时先进的诊疗设备,为针灸学科临床及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

              (二)积极承担中医教育工作

              由于中医学院的外迁,天津的中医教育成为空白,作为天津最大的中医基地,我院积极承担了中医教育工作。

              1972年我院建议以市卫生局的名义会同王串场中医医院,组织“天津市中医工作考察团”考察学习其他省市中医工作情况。考察团由韩勇带队赴上海、南京、山东、北京等九个中医院进行参观考察,历时一个月,重点学习了南京市中医院依靠自己力量办学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经验。考察报告受到天津市卫生局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于是当年我院受市卫生局委托,承办了三个月,八个月,十三个月共三期西学中班,共培养中西医结合高级医师234人。此后又主动承担了学制两年的第四、第五期西学中班的组织和教学任务,先后培养中西医两用高级人才200余人,如张天泽、刘芳英、张伯礼、韩景献、曹克光等。此外还以院办校的形式举办两期中医班,培养出具有一定水平的中医专业人员50人,举办中药班两期共培养46人,开办中医护士班三期培养中医护士128人。

              在全国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的时候,为了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情况,我院在市卫生局的领导下,以天津市卫生学校的名义从黑龙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了50学员,成为文革后第一期中医班。王玉任医院办学校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并抽调了赵藕善、马广信、张希鹏、刘嘉企、赵立华、李存真等医药骨干作为教师承担教学任务。1974年在我院院办校的基础上组建天津市中医学校(今卫生职工医学院前身),王玉任书记,刘绍臣任校长,顾小痴任教务处主任,教师队伍以我院医药骨干为主(他们是刘绍臣、赵藕善、张希鹏、马广信、刘嘉企、牛元起、赵立华等),共培养六届毕业生1000余人,充实到天津市中医临床第一线,在当时比较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有效地解决了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为中医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三)努力开展科研工作

              1972年,针灸科在石学敏主任的率领下,开始了针剌治疗中风病的科研工作,经过几年的实践经验积累,提出了“窍闭神匿”的中风病病理机制,创立了至今仍受到国内外中医界瞩目的石学敏“醒脑开窍”针刺法,确立“针灸治疗中风”的科研项目;同年外科胡慧明主任运用祛腐生肌法治疗疮疡,已经形成专科特色,并确立“中西医结合治疗疮疡”的科研项目;内科阮士怡等确立“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的科研项目,打开科研工作的新局面。在1978年,胡慧明主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疮疡”科技成果,获得全国医药科技大会表彰。

              (四)抗震救灾,我院在全国率先开设家庭病床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地震,伤亡惨重,地震波及我市,我院当时所处的多伦道和甘肃路是地震较重的地区之一,周围房倒屋塌,人员大量伤亡。大地震刚刚过去,余震还不断,我院大部分医护人员就冒雨从家中赶到医院,投入到紧张的抗震救灾工作当中。当时医院住院病人有两百多人需要紧急转移,附近的外伤病人源源不断的抬入医院,医院紧急协调,各科室密切协助骨科和外科的医护人员进行抢救,骨科复位,外伤缝合,处理尸体,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休息,也忘记了随时余震的危险。

              在鞍山道护士学校大院的中医学校师生连夜搭起了帐篷,医院有组织的将留院病人全部安全转移到护校大院。骨伤科和外科的医护人员大部分也住进了帐篷,昼夜工作,救治了大量伤病人员。

              为协调医疗救治力量,减轻周边卫生条件差的区县伤病员救治压力,我院还接收了全市统一安排的宁河县截瘫病人150人,76年8月医院派出六人抢救小组奔赴宁河大北公社,后增加到9人,由张庚扬任队长,成员包括杜玉生、马永田、张青云、宫士凯、刘翅荣、陈宝义、李谈、刘秀玲。76年9月下旬,医院又派出以陈志华、徐淑芬、王素文为队长、指导员的医疗队到宝坻县进行抗震救灾工作,他们住在地震棚中,进行巡回医疗时间长达一年,医治了许多患者。医疗队成员包括:陈志华、王素文、徐淑芬、杨桂生、韩淑雯、徐秀珍、杨连德、包长兴、史桂琴、张荣芬、王武祥、陈新培、张锡民、李世俊、邵琦、刘淑英、李文玲、陈玉辰、郭庆常、杨文华、邱德久、刘德清、陈宝兰、孙希凤、张建生、李世清、李淑宜、曹鼎、周秀玲、薛守津、张玉兰等。

              唐山大地震导致病房震损,住院床位锐减,大量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得不到系统治疗。为解决住院难的问题,医院打破了“医生不扣门”的旧习俗,在国内率先开设家庭病床。1977年7月,由针灸科和内科率先在和平区范围内开设66张家庭病床,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以后,家庭病床数量和诊治病种范围不断扩大,截至80年代初期,开设家庭病床的科室从最初的2个,发展到包括针灸、内科、妇科、骨科、眼科、推拿科等在内的近10个科室,诊治疾病达到100余种。为此1981年11月6日和1982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家床病人同住院病人一样治疗》、《建立医院与病人之间的新关系》两篇评论员文章,对我院在全国率先创建家庭病床给予高度评价,随后家庭病床经验被推广到全国。1984年在全国家庭病床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本院代表做了重点发言。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文化建设专版
            主 审: 于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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